听考古领队讲述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——
为中华文明图谱勾勒精彩一笔(讲述·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)
本报记者 刘鑫炎 付明丽 李俊杰 李 蕊 王锦涛
开栏的话
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强调：“泱泱中华，历史何其悠久，文明何其博大，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、力量之源。”
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历史，经史子集里书写着一脉相承的文字，水墨丹青中饱含着“弦歌不绝”的期待，龟甲木牍里蕴藏着“思接千载”的心绪。放眼今日之中国，中华文化的“一池春水”生机勃勃，神州大地升腾起“郁郁乎文哉”的盛大气象。
本版今起推出“讲述·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”系列人物报道，关注那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。
2023年9月，考古遗址研学联盟在山西太原成立。来自良渚遗址、陶寺遗址等18处中华文明遗址的考古领队，共话考古发掘和遗址活化利用等课题。
本期报道聚焦其中4位考古领队，记录他们躬身田野、潜心考古、薪火相传的生动故事。
山西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——
“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”
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，距今4300年至3900年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“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”之一。1978年，陶寺遗址正式开始挖掘。40多年来，大规模墓葬群、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、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遗址等先后被发现。
高江涛(见图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供图)与陶寺遗址结缘是在2003年，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的他，来到陶寺遗址实习。
“刚来就碰到一件大事。”高江涛说。2003年，陶寺发掘出观象台遗迹，不少考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：观象台遗迹中的观测缝是怎么来的？4000多年前古人的观测点在哪里？带着这些问题，当时的领队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带领同事进行进一步发掘……
有一天，高江涛在观测台地面上意外地发现了一道弧线，里面是花夯土，外面是生土，一铲一铲挖下去，弧线越来越长，最终封闭成一个大圆。继续挖掘，最后出现了内外4个圆形夯土组成的台子，最里面的圆心跟大家推测的观测点基本一致。“我们与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！”考古队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，“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。”
2012年，陶寺遗址重新勘探宫殿区，意外地发现了陶寺宫城。当时，高江涛和同事偶然下到一处冲沟里，发现断崖断面似乎有夯土痕迹，他们顺着断崖一口气挖掘了50多米，发现断面竟然全是夯土。“高度疑似内城城墙。”高江涛回忆。
经过一年发掘，果然发现了四道城垣围起的一座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。“宫城的发现，证实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。”高江涛说，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宫城。
2013年，高江涛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领队。他走遍了陶寺的沟沟坎坎，见证了陶寺遗址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。他将陶寺遗址发掘的意义概括为“几个点”：“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亮点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、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焦点……”
一年有8个多月在野外调查，常年风吹日晒，今年48岁的高江涛看起来有些沧桑。但一说起陶寺，他总是神采飞扬。“考古队现在有12个人，90后是主力，还有两个00后，我是年纪最长的！”高江涛说，“未来，我们还要发掘陶寺遗址手工业作坊区，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结构。”
这几年，高江涛开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遗址的开发利用。他坦言：“陶寺遗址公园建设和文旅发展起步有点晚。”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陶寺遗址，高江涛经常活跃在各种讲座、研讨会、展览等活动上。
“今天，考古的外延越来越大，只懂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。一个考古人，应该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贡献更多才智。”高江涛说。
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领队张小雷——
“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”
在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现场，总能见到这样一个身影。不同于在探方里一遍遍刮面、划线的其他考古工作者，他习惯围着探方打转，一手摸着下巴，两眼紧盯前方，总是若有所思。在他看来，考古不仅要靠体力，更要靠脑力，“边发掘边思考，才能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。”
这个人便是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领队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负责人张小雷(见图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供图)。2020年，凌家滩遗址被纳入新一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，考古工作再次启动，36岁的张小雷被任命为领队。
高三那年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启动发掘，得知消息后，自小喜欢历史的张小雷，骑着自行车，奔波了100多里路，从家乡安徽利辛县赶到遗址现场。
“第一次现场看考古发掘，跟书上讲的不太一样。”那一年高考，张小雷如愿考进安徽大学历史系，此后又考取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。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，他来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。
在第二任领队吴卫红主持凌家滩遗址考古时，张小雷已经参与了相关考古工作。在接手主持遗址考古工作后，张小雷带领团队对凌家滩遗址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、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。
走进凌家滩遗址一处展示区，远远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侧的白色大棚，棚中是张小雷和团队的重要发现。“在这里，我们共挖掘出各类器物260余件。”张小雷介绍。
考古发掘是一项精细的手艺活，需要十分的耐心。“为了尽可能还原这里的形成过程，刚发掘时，这里被分割成一个个30×30厘米的小方格，大家数着格子，拿着小刷子、小铲子，趴在地上清理了一个星期，才挖了几厘米深。”张小雷边模仿发掘动作边说。
“考古工作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文物出土的时刻。”到现在，张小雷还清楚地记得发现龙首形玉器时的场景。“那是2022年4月12日下午，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，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。队员赵波在清理发掘现场东北角的大口尊时，发现底部有一件玉器。”张小雷回忆，刚出土时，玉器上盖满了泥土。
继续清理，张小雷发现这个玉器造型非常奇特，一端阴刻成龙首形略上翘，另一端为尖锥形。这是我国史前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玉器形状，而且工艺精湛。
张小雷常说，自己是幸运的，遇见了凌家滩。在他看来，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态：打点、布方、挖土、画图……这些基础工作枯燥且辛苦。张小雷说，是“热爱”支撑他一路走到今天，“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”。
入冬后，天黑得早了，张小雷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忙完一天的现场考古发掘工作，扒拉几口饭，他又匆匆地赶回办公室。“张敬国、吴卫红等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几十年艰辛探索，才让凌家滩文化展现在人们面前，我们要继续努力。”张小雷说。
山东城子崖遗址考古执行领队张溯——
“触摸陶片，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”
北风冷峭，在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发掘现场，张溯(见图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)握着一把手铲，小心翼翼地刮着土层，窸窸窣窣的声响在周围回荡。
80后张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。张溯笑言，自己是“阴差阳错”地与考古结了缘。
“起初报考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，结果被调剂到考古专业。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，考古过程跌宕起伏、生动有趣，实际上考古工作很平淡、枯燥。”张溯说。
为何能坚持？“从书本走向实践，兴趣油然而生。”张溯说，“上课时，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件件文物；大三实习时，我来到济南月庄遗址，触摸陶片，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。”
横贯齐鲁大地的齐长城，沿泰沂山脉迤逦而行。2008年，山东启动“齐长城资源调查项目”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张溯参与其中。
“老乡们称当地的齐长城为‘野长城’。上山的路满是荆棘，只能请老乡在前边拿着镰刀帮忙开路，我们背着二三十斤的物资翻山越岭。”张溯回忆，有一次野外勘查，突然下起大雨，只能临时返程。一行人走到一处山涧，蹚着水前进，水淹没了膝盖，还隐约听到了狼嚎，“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从中午一直走到夜里12点，才走出山。”
历经一年时间，张溯与同行队员基本厘清了齐长城泰沂山段的长度、路线、建筑方式、保存状况。“正所谓‘欲学术之发达，必视学术为目的，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’，当发表出学术成果，我才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。”张溯说。
在张溯看来，考古发掘就像“开盲盒”。“由于每一处遗址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，有时确实能开出‘惊喜’，但是，过程是漫长的，必须要有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执着。”张溯说。
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，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考古的又一大重要发现。目前，城子崖遗址已进入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“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”项目，张溯担任此次发掘的考古执行领队。
“发掘是在城址北部，遗址地层叠压关系复杂、密度大。站在探方里，就像看一处复杂的微缩景观。”张溯介绍，这两年，他们耐下心来、抽丝剥茧，细致分析每一个堆积单位究竟是怎么形成的、有何特征，叠压打破关系是怎样的，再根据堆积特征和出土陶片分析其年代……
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另一难点，在于涉及多学科知识。张溯不但从书本中学，还会外出“拜师”学习。在工作中，张溯结识了一名山东大学在读博士，恰巧在章丘区焦家遗址工作。“我会向他请教地理方面的知识，他也常来找我，探讨对比两个遗址的不同点。”张溯说。
“考古就是让我们看见历史的那双‘眼睛’，让我们明白人类是如何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行进至此。正因如此，才有了一代代考古人躬身田野、接续奋斗。”张溯说。
甘肃临潭齐家文化遗址考古领队毛瑞林——
“拨开层层黄土，揭开古代文明真容”
墙角立着洛阳铲，桌上堆满考古报告，连电脑桌面也是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旧照……一进毛瑞林(见图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)办公室，“考古”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毛瑞林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，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。1986年夏，在老家甘肃渭源县，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毛瑞林填报了吉林大学考古系。彼时，黄土高原的小县城，考古学鲜有人知。
千里求学，第一堂专业课，毛瑞林却有些失望——学习认石头。几堂课下来，毛瑞林发现，认石头是辨别石器类型、加工方式、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等概念的重要方式。此后4年，他课上勤学，课下勤练。一把洛阳铲，用得娴熟。“装载”完技能，毛瑞林被分配回了甘肃。在甘肃，年轻的毛瑞林正好赶上了悬泉置遗址发掘。
悬泉置位于今天甘肃瓜州县和敦煌市交界的戈壁上，是汉朝官员西出阳关、西域使者东进长安的中转站。当时的发掘现场，无房屋、没餐厨，回敦煌市区的车一天只有一趟，单程两个小时。
“不怕生活条件苦，就怕没考古发现。”回想当年，毛瑞林不无感慨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，一无所获。
继续坚持，转机终于出现。当发掘到30厘米左右时，现场发现了丝绸残片、青铜器残片、铁器残片等文物。再向下，成果惊人，悬泉汉简问世了。“一天就出土了1000多枚。”毛瑞林兴奋地说。
深埋两千多年的汉简被挖出时，沾着一层沙土。“不能水洗，见水简废。”毛瑞林说，必须用小毛笔一层一层刷，用牙签一点一点剔。他和同事白天挖掘，晚上清理。考古队返回兰州休整，毛瑞林独自留守。大漠戈壁，只他一人。白天，深入悬泉沟，勘察古人走过的路；晚上，仔细研究汉简，感受汉代的历史余韵。
历时两年，毛瑞林和同事一起，叩开了悬泉置关闭千年的大门，证实了古丝绸之路的繁盛。2014年6月，悬泉置遗址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此后，毛瑞林每年都有七八个月在考古发掘现场度过。2008年7月，毛瑞林带队发掘临潭磨沟齐家文化遗址，“当时正值盛夏，烈日高悬，热浪灼人，我们拨开层层黄土，揭开古代文明真容。”
毛瑞林说，经过10多年不间断的工作，目前共发掘清理面积约1万平方米、墓葬1700余座，出土石器、骨器、铁器等不同质地随葬器物约1万余件(组)。
“石器和骨器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，大量出土不足为奇。”毛瑞林说，令人惊叹的是，出土了金耳饰和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铁器。“这说明，齐家文化分布区是古代中国早期文明中冶金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”
“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，可廓清历史脉络、‘证经补史’。”毛瑞林说，近年来，考古学越来越受到关注，这是考古工作之幸、考古人之幸，“若再回当年，还学考古。”